民國三十六到三十七年間我曾在北京住了一年多，很多發生在身邊的瑣事，雖然時間已經過了半個世紀，還是記得非常清楚。林海音女士曾寫北京的「城南舊事」，故事的主人是一個小女孩。而我記載的這段也是我的童年往事，故事發生在北京西城，故名之為「西城舊事」。
回到北京
民國三十六年父親自吉林蒙難歸來後，我們全家就暫時住在瀋陽，我也在瀋陽讀完了小學四年級。後來東北的國共戰爭逐漸吃緊，為了安全，父親就把全家搬到北京居住。我們在那裡住了一年多，到三十七年底北京也局勢吃緊時才離開，全家經天津乘船遠赴台灣。
北京，是父母親結婚、我出生的城市。在我一歲多的時候，他們就帶著我隨東北大學的遷校而遠赴大後方的四川，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才返回東北家鄉。所以這次到達北京雖然是我有記憶後的第一次，實際上是重返北京。我人還在瀋陽時，就因為曉得要去北京而雀躍不已。那曾在夢中去過多次的地方，終於可以美夢成真。
從父母的一本照相簿中，我老早就看過他們在北京許多風景點，像長城、頤和園、北海白塔等地的幀幀留影。我也有幸能再度回到這個夢想中的城市，一一造訪那些值得懷念的地方。
在北京的一年多，該是我的啟蒙階段吧。我在北京讀了一年的小學，很幸運地遇到了一些良師益友，對我後來的學業和成長都大有碑益。我也生了一場大病，那是類似肺結核的肋膜炎，到台灣後又休養了一年才能繼續上學。
堂皇的王府
我們從瀋陽到達北京後，搬入了西城的一座豪宅，那是前清朝的一座王府。倒不是我們闊氣得可以住王府，而是我們投奔的一位友人就住在裡面。我們當時在北京也並無長久之計，只是暫時借居他們的一個房間。
王府座落於北京西直門裡的北溝沿大街，範圍足有一所普通的國民小學那麼大，地理位置是在當時北京城的西北角。北溝沿大街是一條並不熱鬧、以住家為主的街道。鄰近的新街口大街才是熱鬧區域，有各種的商店，人行道上也有各式各樣的地攤，也有不少是賣小孩子喜歡的零嘴和玩具的。
王府座落在北溝沿大街的巷弄叫「柳巷」，就是花街柳巷的「柳巷」，我也想不透為什麼會有人起這個不雅的名字，但也無人引以為怪。隔壁一條巷子叫北魏胡同，我當時就讀的「北魏小學」就在那條巷子。
堂堂的王府，說起來是豪宅，其實在當時是一個大雜院，裡面至少住了有五、六戶人家。我們也是向母親的一位薛姓好友的二哥（我們小孩稱他為薛二舅）暫借了一個房間來住，而房主人是薛二舅的朋友。
豪宅有三進的院落，我們住在第三進正房的客廳。客廳很大，滿有氣派的，我們用布簾把它隔成了三個房間來居住。我們搬進去時，整個大客廳只有中間一盞電燈，掛了布簾的隔間就顯得昏暗。於是父親就把其他的燈都裝上燈泡，立刻屋裡大放光明，我們幾個小孩子都大聲歡呼。但是第二天就發生了一件令我們窘迫的事：房主人沒有預期地出現在父親面前，叫我們要節省電力，恢復原來的一盞燈。我們是寄人籬下，只好照辦，但覺得使薛二舅很沒面子，父親只得連連向他道歉。薛二舅人很忠厚，倒是不以為意。
歡樂暑假
薛家有三個小孩，和我們兄妹年紀彷彿，當時正逢暑假，我們很快就每天玩在一起。薛家老二殿麒是個男孩，點子最多，膽子也大，爬樹、鑽草洞、跳牆，樣樣都來，我們跟著他也有樣學樣，每天都弄得髒兮兮的，害得媽媽要天天為我們洗衣服。
王府的院子很大，有許多好玩的地方，薛殿麒是識途老馬，我們也願意奉他為領袖，使他非常得意，每天帶著我們玩。
王府後院有很大的花園，因為乏人照料，長滿了比人還高的野草，卻是我們小孩子最喜歡去的地方。草叢的面積夠大，活像是一個小城市，薛殿麒早已在這裡縱橫地開出許多小徑，就像城市中的街道一般。
我們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在小徑兩旁蓋房子，開店鋪。我們小孩子都有十足的想像力。所謂房子，不過是把草叢清出一塊塊約一張桌子大小的空間，再放一些石頭、泥塊之類的擺設，房子就蓋好了。幾個星期下來，我們也完成了一段熱鬧的大街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住宅和店鋪。
有了房子，我們還會玩買賣東西和互相拜訪的遊戲。有人扮顧客、有人扮主人，也會有留客人喝茶或吃飯的節目。當然，娶新娘，辦家家酒之類的遊戲，更是不在話下。
我也喜歡在自己蓋的小房子內獨處一段時間，假想一天的生活起居都在這個小空間內進行，頗能自得其樂。那時的想法是「小就是美」，生活起居要是都能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達成該有多好。
王府的最後面有三座土山，每座都有兩層樓那麼高，那裡也經常是我們的遊戲場所。我們喜歡在斜坡上溜滑梯、捉迷藏、或挖地洞。有好幾次我們挖到高爾夫球，想必過去身為貴族的主人曾在後院練習高爾夫球吧。把高爾夫球破開後，裡面就會盤捲著很長很長的橡皮筋。為了得到橡皮筋，我們每次撿到高爾夫球就像撿到寶貝一般。
我一直想不透為什麼王府裡會有三座土山，又不像是放了一些大石頭的那種假山；後來覺得，該不是三座墳墓吧？可是也從來沒看到墓碑之類的東西。還好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到這一層，不然我們一定不敢去那裡玩耍。
頤和園
趁著放暑假，父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小孩，還有別的友人，一同遊歷了北京市郊著名的頤和園。我們乘汽車出西直門向西北行，經過並不算很長的路程就到達了頤和園。
頤和園內有昆明湖和萬壽山，到處都是庭台樓閣，美不勝收。據說頤和園是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款所建，做為自己養老的場所。頤和園的造景是仿照杭州西湖，於是慈禧住在裡面，人在北京也能天天看到江南勝景。
在頤和園進門不遠處就看到那有名的銅牛。父母親曾在那裡合影，所以我一見到銅牛，感覺上就像已見過它千百回一樣。銅牛的頭部和背部都閃閃發光，那是經常被人觸摸的結果。我也忍不住就在銅牛的頭上撫摸起來，那種光滑的感覺是很舒服的。據說銅牛具有靈性，觸摸銅牛會給人帶來福氣，所以來頤和園的遊客都不會忘記到銅牛這裡來。
長廊是頤和園有名的建築。它真的很長，一眼看不到盡頭，也不知當初是哪位高人想出來的主意，真的是很有創見。長廊的另一特點是，沿著長廊的每一個橫樑上都有不同的山水或人物畫。使你不自覺地就會走走停停，沿著長廊一幅一幅地欣賞這些圖畫，長廊也就顯得特別地長。
頤和園另一有名的地點是昆明湖邊的石舫，父母也曾在那裡留影。我很好奇為什麼會有用石頭造的船？這樣的船不是一定會沈麼？於是我盯著它看，發現它真的是石頭做的。我想，船底看不到的部份一定有東西撐著；所以，它其實是一條不沈的船。那是否也是慈禧當年對中國海軍的夢想呢？
昆明湖的另一邊是較高的山坡地，頂端有排雲殿，氣勢雄偉。從排雲殿下望，整個頤和園都在眼底。慈禧來頤和園時就住在排雲殿後面的寢宮，殿內還有慈禧御用的戲臺，專供慈禧和皇族聽戲之用。
遊罷頤和園，回來時又經過西直門。這次注意到它在外門內幾十公尺處還有一個內門，也有內城牆和外城牆連接成一個口袋形的空地。這個設計想必是當初為了京城安全而在每個城門增築的防禦工事。
北海公園
北海公園是北京城內最大的公園，位於城中心區的北方，離我們住的王府並不算遠，在北京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至少去過三次。
從王府去北海公園，要在新街口大街搭乘北京人稱作「摩電」的有軌電車。電車沿新街口大街南下，我記得是在西單站轉車後不久即可到達。
在公園進口不遠處有一座「九龍壁」，上面有九條盤龍的浮雕，是一件巨型的藝術作品。每次進園我都會在那裡駐足，欣賞那種九龍盤繞的奇妙境界。
公園內有小湖，湖上可以划船，所以到了假日就會特別擁擠。我們一再造訪北海公園，也是為了能在景色宜人的湖面划船。
湖的南邊有一座庭園式的餐坊，我們小孩子最喜歡那裡的一種用栗子麵做的、叫「小窩窩頭」的點心。窩窩頭本是北京的平民食品，是用廉價的玉米麵做的。聽說當初慈禧太后想要嚐一嚐窩窩頭的滋味，一下子使太監們慌了手腳。他們想哪能給太后嚐這種粗糙的食物，於是改用栗子麵做成較小的窩窩頭形狀，蒸熟後給太后品嚐。太后品嚐之後竟大為讚賞，小窩窩頭就這樣流傳下來。
公園內的小山頂有一座白塔，它的名氣很大，幾乎已成為北海公園的標誌。小山的地勢很高，所以在公園外的遠處就能看到白塔。白塔的造型很獨特，兩頭細中間粗，如花瓶狀，屬於喇嘛教形式的建築。白塔的線條簡單而柔和，就像一個白衣仙子那樣清麗脫俗。
北海白塔出現在父母親的照片中次數最多，所以我早在四川時就已無數次神遊白塔了。現在親臨其境，每次看到白塔，感覺上都像看到親人一般。
北京的日常生活
我們在北京的家居生活，因為並未打算長住，一切可說是因陋就簡。我們和薛家合用一個廚房，當然也得增添一些炊具。廚房裡有一個共用的大水缸，每天都要從一口洋井打水把水缸裝滿，才夠兩家一日的用量。
我們到北京後不久，就有一個堂叔（我們稱他四叔）和一個姓王的表叔，從家鄉來到北京和我們一起生活。他們來了之後，每天打水之類的粗重活計就落在他們兩個大男人身上。我們小孩也會搶著幫忙，覺得打水是很好玩的事情。
我們小孩的衣服換得勤，媽媽就得每天辛苦用手洗衣服。我們這一排房子住了三家人，大家共用一口水井。媽媽和其他幾位阿姨每天就在井邊洗衣服，洗完了也曬在附近，天雨時就搬到走廊曬衣服。
在北京，有錢人才吃白米和麵粉，一般平民都吃五穀雜糧，而最平常的就是玉米粉做的、如饅頭狀但底部中空的窩窩頭。薛家就每天都會有一頓吃窩窩頭，他們養的大黃狗老黃也會每天賞給兩個窩窩頭。
到北京後媽媽也學著做窩窩頭，我們也喜歡看著媽媽做。做窩窩頭得用雙手合作，通常是把一團玉米麵用右手拇指在底部挖一個洞，再用左手把窩窩頭轉動做成圓形即成。起初我們很喜歡吃窩窩頭，玉米的味道濃且香；但吃久了會感覺玉米麵太硬，不如白麵柔軟。
那時在北京最常用的燃料是煤球，可以買現成的煤球，或者自己做。薛二舅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做一次煤球，我們小孩子最喜歡看他做煤球。方法是把買來的煤粉加水變成濕泥狀，和勻後在地上鋪成約兩吋厚的一層煤餅，然後把它切成兩吋見方的小塊，在太陽下曬乾即成煤球。我們一開始是買煤球用，後來四叔和王叔叔也學會了做煤球，我們也有了自己做的廉價燃料了。
那時家電類的用品並不發達，也只有有錢人才用得起。平常人家除了都有電燈之外，也只有收音機較為普遍。我們家除了收音機，還有一個手搖式的唱機（當時稱做留聲機），用的是鋼針和七十八轉的唱片，每唱兩三片就得換針。擁有這架留聲機，當時在我們小孩子眼中已經是值得炫耀的事了。
舊式建築在屋裡都沒有廁所，廁所一般都建在離房至少十公尺以外的地方，我們住的王府也不例外。那種老式廁所都很臭，我們小孩子都不願意去，更喜歡在遠處樹叢裡拉野屎，而且每次都有老黃狗作伴，我們就不會害怕。多次之後，我們和老黃之間竟也建立了良好的默契。我們辦完事後，老黃都會盡責地把地上清理得乾乾淨淨。
北京的商業區
小孩子都喜歡熱鬧的大街，不喜歡僻靜的小街。於是，距離不遠的新街口大街就變成我們的最愛，也是我們最常去的地方。那裡有各種商店，而引起我們注意的只有書店、文具店和玩具店。新街口的地攤上賣的東西也是五花八門、應有盡有，有更多吸引我們小孩子的東西。
商店櫥窗裡面的東西通常比較精緻，但價錢也比較昂貴。看到那種小孩可以坐進去，以腳踏為動力的小汽車，每次都使我興奮不已。以前我在成都時就夢想著能手握者駕駛盤，坐在那樣的大型玩具汽車中行駛。所以在北京每次看到都會捨不得離開，雖然明曉得那是富家小孩才能擁有的玩具。後來爸爸給我們買了一輛上發條的玩具汽車，也夠使我們滿足了。
商店裡賣的都是洋玩具，而地攤上卻有著很多廉價的傳統手工玩具，像迸迸鼓、雞吃米、及土製的娃娃、編織的動物之類。街邊即時捏製糖人和麵人的小攤子也每次都會吸引我們駐足，尤其看著師傅用彩色麵團巧妙地捏出像關公、張飛那種英雄人物，每次都會使我們讚嘆不已。
街邊還有一些遊戲攤子也都是我們的最愛。像以手搖影機放映動畫的「西洋鏡」攤子，在一個大木箱周圍挖了許多小洞，然後擺上座位就成為一個臨時戲院。另外一種稱為「套圈兒」的遊戲也很吸引人；遊戲是買一組竹圈，將竹圈逐個擲向約一米外的一堆排列好的、大大小小的玩具，套中的玩具就是你的。後來我發現這個遊戲竟是國際性的，在其他國家也常看到類似的遊戲。
沿著新街口大街乘電車南行到西單站，那裡有「西單商場」。西單商場是一個很大的室內商場，有各式各樣的百貨店。所賣的玩具也琳瑯滿目，比新街口大街更好看。商場附近還有不少小吃店和電影院，是北京的一個商業中心。
我們也去過東城的王府井大街，那是北京最漂亮的大街，就像台北的敦化南路一樣，林蔭夾道，兩旁有著極為講究的商店。我記得最多的商店是帽子店和西服店，著名的「盛錫福」帽店就在王府井大街上。那時的人不論穿西裝或唐裝都要戴頂帽子，所以在北京到處都看到帽子店。本來穿唐裝是戴瓜皮帽，民國後也頗流行唐裝配西帽，就像在民初電影中常看到的那種打扮。
我們在北京只住了一年多就離開，所以許多其他的商業區都沒有機會去。像前門外著名的「天橋」，就是我一直想去而沒能去的地方。
北魏小學
暑假後，我們幾個小孩都進入了隔壁巷子的北魏小學就讀。我讀五年級，薛殿麒是四年級，我弟弟是一年級。妹妹才五歲，也經學校准許為旁聽生，和弟弟同班。薛家大姊靜宜和小妹玉荷則分別讀六年級和二年級。
每天學校都有全體到齊的升降旗典禮，所以薛二舅要我們幾個小孩約好一起上學和回家。王府的大鐵門很重，我們小孩子除了薛殿麒外都打不開鐵門。薛殿麒雖然力氣大，也要把雙腳踏在門框上才夠力把門打開；那的確是一項特技表演，我也在摔痛過無數次之後才學會如何打開鐵門。
開學後教科書和練習簿是學校統一發給的，但文具和畫圖用的水彩顏料之類就要學生自己去買。在新街口街上就有好幾家文具店，剛開學時他們都生意鼎盛。對我們小孩子來說，除了玩具之外，文具就是我們最喜歡的了，尤其是畫圖顏料及勞作器材之類最使我們心儀。
我從在四川讀小學時就喜歡美術和勞作課，對於畫圖和作一些手工藝作品都非常投入。我也喜歡課餘在家裡用硬紙板作一些汽車和輪船的模型，我的作品也經常得到親友的讚賞，這也許就是我長大後會選擇理工科系的原因吧。
開學的頭一個星期下來我就發現，比起東北和四川的小孩子，北京的小孩要彬彬有禮得多，深有古都的文化氣息，下課時也很少有吵架和打架的事情。而且，男女同學都大方地玩在一起，完全沒有男女之別，那是和後來我到台灣讀小學時最大的不同。
記得有一次課本上講到三保太監下南洋的故事，下課時大家就討論起「太監到底是什麼？」正在你猜我猜的時候，一位女同學說出了答案：「太監就是沒有下面雞雞的那個呀！」大家一開始是吃驚，繼而大笑起來。這種討論的場面如果發生在當時的台灣，那該是多不可思議。因為光復後的台灣仍受日本教育的影響，男女生是不講話的。
在五年級的班上，只有我和少數幾個人是新來的同學，其他都是從四年級升上來的。當同學曉得我是從四川那種南蠻子地方來的，下課時又聽到我和弟弟說他們聽不懂的南蠻子話，就非常好奇而且注意聽我和弟弟說話。幾次之後，我和弟妹們就不好意思用四川話交談了。
雖然弟妹們從那時起就丟掉了四川話，我的四川話卻始終沒有忘記，到台灣後還多次派上了用場。在台北讀師大附中時，班上就有一票來自空軍子弟小學和北師附小說川語的同學，當兵的時候到部隊又和老兵們說了一年的四川話。說方言總會無形中把雙方的距離拉近，使初見面的人也會有「他鄉遇故知」的親切感覺。
良師益友
趙孟超老師是我五年級的級任導師，負責國語和社會科目的教學。北京是個文化城，國文的程度奇高。我在東北讀小學時還在學造句，同齡的北京小孩已經在寫作文了。趙老師很快就發現我不會作文，但他卻用鼓勵的方式特別照顧我這個外地來的新生，我也在課業上格外地努力，不想使老師失望。
除了國語課本之外，趙老師給我們指定了許多課外讀物。像後來在台灣初中才讀到的梁啟超、朱自清、謝冰心等人的作品，我們那時已經在閱讀。讀完了範文還要寫心得，老師也會出類似的題目讓我們練習作文。
班上的程度非常整齊，我雖然努力地追趕，期中考還是只考了二十幾名。但是，學期末了時我進步到第五名。當時在班上那算是一項驚奇，還蒙趙老師當眾表揚，等於是頒給我全班最佳進步獎。那個令我感動的場面，是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。
我還記得，考第一名的是一位蕭姓女同學，第二名的張錚也是女同學，第三第四名是王大光和柯肇謙，第六名是一位黃姓女同學。這些都是經常和我一起討論功課、一起玩耍的好朋友，而其中張錚和王大光更是我難得的知己。
王大光和我最談得來，也是我最佩服的人；他不但功課好、口才好、體格也好。在操場上，體育的項目也是樣樣都行，是個全能的學生。王大光個性爽朗，自信十足，而我卻自覺缺乏自信，所以他是我當時亟欲學習的榜樣。
張錚則像個姊姊般，給我課業上的幫助最多；沒有她，我不可能有那麼大的進步。後來到台灣讀初中時，心中開始有男女之別，也會注意同學中的女孩子。想起和張錚在一起的情景，我忽然覺得好喜歡張錚，那段相處的日子也該算是我和張錚的「青梅竹馬」吧！
有了在北京北魏小學打好的底子，到台灣後「作文」一直是我的強項。後來我雖然選擇了理工的專業，文字的表達能力仍使我在寫理工報告、論文時都能得心應手。我五十八歲時開始寫「生活小品」，該也是源於在北京時培養出來的對人文的興趣，也使我更懷念給我打基礎的趙孟超老師。
我在四川和東北一直讀到小學四年級都是懵懵懂懂的，到北京的一年我才真正的開竅，曉得努力讀書和力爭上游。而最後終能在台灣讀完大學，並且留學美國完成學業。這一切我都要感謝給我啟蒙的趙孟超老師，以及當年在北京的幾位同窗好友。國共戰爭使我和他們分隔兩地，至今已超過了半個世紀，我還是非常懷念他們。
寒假和新年
一學期很快就過去，學校開始放寒假，北京也進入了嚴冬。趙老師給我們規定了寒假作業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「寒假日記」。他說那是我們可以自由發揮的作文練習，要我們用心地寫；也告誡我們不要記流水帳，最好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題。
於是在寒假的第一天，我就開始寫我的寒假日記，也謹記老師的話，每天都選一個鮮明的主題。好在寒假中有農曆新年，不乏日記題材。一個多月的寒假下來，竟也篇篇不同，自己也頗為得意。
到寒假開始時北京已下過幾場大雪，王府院子裡除了行走的道路經過剷雪外，空地和樹林間都是白茫茫的一遍。暑假時後院的草叢都已枯死變成平地，積了厚厚地一層雪，正好是我們玩雪的場地。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我們都玩得不亦樂乎，比起夏天毫不遜色。
我們還會自己做起簡易的溜冰場。只要在地上挖一條兩尺寬、十幾尺長的溝槽，灌上清水，隔天就會凍成一條冰道。於是，我們小孩子在院子裡也有地方溜冰。所謂溜冰，其實只是藉助幾步起跑，雙腳踏在冰上從冰道的這頭滑到另一頭，當然也用不到穿溜冰鞋。就這樣，我們也會玩得滿身大汗為止。
新年快到了，家家都在忙著給小孩子做新衣。媽媽也找附近的裁縫店，替我們兄妹每人做了全新的棉襖和棉褲。那時穿新衣是一件大事，小孩除了過年能穿到新衣外就很少添新衣。平常穿的舊衣服，甚至打了補碇還要繼續穿。所以，我們因過年而能有整套的新衣穿，真是件快樂的事。
從臘月二十三過小年開始，就有了過年的氣氛。然後家家就開始辦年貨和整理內外、洗刷房子，務求煥然一新。大人忙著準備過年，小孩們則忙著放鞭炮玩耍。新街口大街比起往常更為熱鬧，商店裡為小孩子準備的除了鞭炮之外，各種零食和玩具也應有盡有。
到了除夕，家家戶戶在家裡吃團圓飯，我家也有連四叔和王叔叔在內七個人圍成一桌。桌上架著火鍋，平常難得吃到的大魚大肉擺滿了一桌。
吃完了年夜飯，下面就是我們小孩子最喜歡的餘興節目。我們家歷來都是在大年夜玩「升官圖」，那是一種頗為傳統，有點像現代流行的「大富翁」遊戲。「升官圖」遊戲中的各種官銜都是皇帝、封建時代的官位：像七品知縣是芝麻官，而最大的官是太師，其次是太傅、太保。最先升到太師的人就算是功德圓滿的勝利者。
我們大人和小孩都會參與遊戲。眾人圍桌而坐，桌子中間鋪上升官圖。升官圖的起點是不識字的「白丁」，大家輪流擲骰子以決定前進幾格，然後看格中的說明再決定升官還是降官。遊戲中看到有人平步青雲，有人三起三落，甚至最後又回到白丁。升官圖和大富翁的遊戲在不同的時代會歷久不衰，原因該是不論升官或發財，都是人們最大的願望吧。
大年夜的「守歲」，對我們小孩來說也是非常刺激，一年難得這一次不必早早就被大人趕上床，但最後眼睛睜不開了還是得去睡覺。然而，想到第二天就能拿到壓歲錢，就能去買心愛的東西，每個小孩在大年夜都會有一個甜美的夢境。雖然那時是國共戰爭時期，過年的氣氛還是非常濃厚，至少在我們小孩子心目中感覺是這樣。
趁著寒假，我們還去遊玩了「故宮」。參觀故宮有好幾個不同的路線，我們在看完了氣象萬千的「太和、中和、保和」三大殿後，選擇了「慈禧珍藏」的路線。一路上經過許多房間，裡面都是當時各國使節送給慈禧的珍貴禮品。我們小孩子最感興趣的是各種會轉動的時鐘和玩偶之類，都會看得捨不得離開。後來直到離開北京，我們都沒有機會再去故宮參觀其他的路線。
我們也曾再訪冬季的北海公園。原來的湖面已結上堅冰，中間的一處則闢為溜冰場。看到場中的大人和小孩都穿上冰刀在溜冰，遠非我們在院子裡那種簡易的溜冰可相比擬。看著穿上冰刀溜冰的優美姿態，我曾想像著自己也是他們其中的一員。這個夢想直到後來留學美國時才得以實現，但變成大人後的心情就和小孩子不一樣了，大概是缺少了那份純真和熱情所致吧。
北京的春天
寒假後開始了五年級下學期，級任趙老師正逢家裡有喪事，所以來上課的是一位代課老師。我們的寒假作業、包括寒假日記都交給他批改。寒假日記發回來時，我看到代課老師的評語是：「寫得很好，恐非親一毛！」我看不懂，就拿去問爸爸「一毛」是什麼意思？爸爸說：「那不是一毛，是『筆』的簡體字。那後面四個字就是『恐非親筆』，老師的意思是懷疑不是你親筆寫的。」我當時覺得非常生氣，因為竟被老師冤枉。但媽媽在旁邊卻說：「那是對你最大的肯定呀！你該謝謝老師才對。」這件事後來我就沒對人提起過，因為我總覺得說出來好像是在炫耀自己。
學期過了一半，北京城開始融雪，繼而春暖花開。王府裡有很多花樹，也百花齊放，彷彿是大觀園。或許那年春天到得特別早，到了清明時節，天氣已經暖和得可以脫下棉襖。我清楚記得兒童節那天是個豔陽天，中午時分我們真的只穿了單衣在外面玩耍。
趁著春假，趙老師帶著我們這一班遊歷了北京西郊的玉泉山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玉泉山的一座石雕寶塔，雕工精緻細膩，其他則不復記憶。當日午間我們就是圍著寶塔野餐，所以我會特別記得那座寶塔。在北京西郊還有香山和西山，也都很有名氣，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去遊覽。
春天的北京流行放風箏，在新街口的攤子上就能買到各式各樣的風箏。北京的風箏一般都做得極為考究，最普遍的是金魚和燕子風箏，都有鮮豔的彩色和會轉動的眼睛。較貴的蝴蝶風箏做得很像真的蝴蝶，有立體的凸出來的身體和會上下擺動的翅膀。
薛殿麒有一只金魚風箏，而我有一只燕子風箏。王府的後院夠大，很適合放風箏，尤其是那三座小山頭，是我們經常去放風箏的地方。
偶而不小心，風箏也會掛在樹上，我們都會爬上樹去把風箏拿下來。但是有一次我的風箏掛在幾丈高的核桃樹上拿不下來，連薛殿麒那樣的爬樹高手都無計可施。我於是宣佈放棄，爸爸也好心給我再買了一只風箏。
薛殿麒倒是一個不服輸的小孩，幾天之後經過再度嚐試，他終於爬到樹的極高處，再用一個長竹竿把風箏拿了下來。我很佩服他的勇氣，也看他爬樹爬得那麼辛苦，就慷慨地把那只風箏送給他了。
生病記
六歲時出麻疹是我頭一次大病，而這次得肋膜炎是第二次大病。連休養在內共拖了一年半之久才完全痊癒，我的童年算得上是多災多難了。
五年下期還沒讀完，一天我在院子裡爬樹爬得過累，第二天就發起燒來，現象像是感冒。媽媽於是帶我到新街口的天主教小診所去給修女看。
那個小診所只有一個房間，位在北溝沿大街到新街口的轉角處，專為附近居民有些頭疼腦熱的小病而設，診所也只有一位外國籍的修女醫師和一位護士。由於診所是社會服務性質，所以收費低廉，頗為附近居民所稱道。這位默默為中國人服務的修女，雖說是為了事奉天主，她的表現的確是人間大愛啊！
修女給我開了藥後就叫我回家休息。過了幾天燒還是不退，媽媽又帶我去給修女看。這次修女看得很仔細，斷定我得的不是感冒，就建議媽媽帶我到大醫院去做進一步的檢查。
於是爸媽就把我送進北京的中和醫院。老早就聽說北京有個協和醫院，中和醫院雖然沒有協和醫院那麼有名，感覺上還是滿大的醫院。
醫生經過仔細的檢查，再由X光片斷定我得的是肋膜炎。那是一種發生於橫隔膜以上、肺臟外部的結核病。醫生發現我橫隔膜以上有很多積水，就用一根很粗的針筒替我抽出了約兩千多CC淡黃色的液體。看著那個大瓶子，感覺上是滿嚇人的，沒想到從我身體內竟能抽出那麼多的積水。
抽出積水後，我的體溫很快就降低，人也覺得舒服多了。醫生把我安置在一間有十幾個病人的大病房，病人中只有我是小孩。我記得護士和隔床的叔叔伯伯都對我特別照顧，還和我玩一些遊戲，使我病中得到許多溫暖。
不久之後我就感覺像好人一樣，只是醫生還要繼續給我做一些檢查，也要給我做一些初期的治療，我還得留院一段時間。我記得大約住了一個月之久才出院，回家走路時我才發現人還是很虛弱。醫生說結核病要靠長期靜養才能康復，所以我連跑步跳躍那種動作都要避免，散步是我唯一能做的運動。
出院回家時學校已放暑假，暑假後我仍繼續休學在家養病。休養期中，母親怕我把學業荒廢了，還是給我規定了一些作業。但是，我的閒暇仍是很多的，於是對武俠小說產生了興趣。正好薛二舅的書架上有水滸傳、七俠五義等書，我都一本接一本地看得津津有味。後來又看了一部不肖生著的「江湖奇俠傳」，裡面有「火燒紅蓮寺」及「張文祥刺馬」等精彩的故事，使我看得如醉如癡，後來這些都相繼拍成了電影。
離別北京
我們到達北京時，瀋陽是由熊式輝的部隊駐守。後來東北的國軍節節敗退，到了三十七年年中，瀋陽也告淪陷，馬上就威脅到大華北地區的安全。那時華北地區的司令長官是抗日名將傅作義將軍，我記得他曾有一封「告華北軍民同胞書」送到每戶人家，號召華北同胞團結抗共。那時收音機裡也不斷播放一首為了華北保衛戰而作的歌曲，我還記得有一段歌詞是：「前門趕出狼，後門進來虎……….」。
然而，不管傅作義如何地努力，北京還是人心惶惶。物價不斷地飛漲，當時通行的「法幣」也越來越不值錢。後來國民政府把法幣改成「金圓券」，在發行當時我還記得是一塊錢金圓券可以兌換三百萬法幣，而那時三百萬法幣只能買一包花生米。後來金圓券也快速貶值，我們到台灣後，有幾百元金圓券放在大衣口袋裡忘記兌換台幣，等幾個月後發現時已經等於廢紙了。
在北京普遍的人心不安中，聽說有人家遠赴台灣，也有人家再去八年抗戰時的後方四川。各種流言流語都在北京氾濫，爸媽也開始商量我們是留還是走，而他們最後的決定是要離開北京。但是，要走就得做行前的準備，於是爸媽開始多方打聽。我聽爸爸說四川的友人來信歡迎我們回去，並說當年日本人都打不過來，四川絕對安全。
我們考慮去台灣時，也聽人說台灣有颱風，又有地震，而且「花不香、鳥不語…….」。就在我們幾乎決定要回四川，爸爸的一位先行赴台的好友牛春祥從台灣來信要我們去台灣。他說所謂「花不香、鳥不語」等說詞完全是共諜的謠言，台灣其實是一個四季如春的寶島。於是我們就決定遷居台灣，遠離這場國共戰爭。
決定了要去台灣，爸媽就開始積極地準備。首先他們詢問東北家鄉是否有親人要和我們同去台灣，當時除了四叔和王叔叔已決定和我們同行外，最後五姨（母親最親的姊姊）把外婆從遼寧興城送來北京和我們同去台灣。
於是，我們一行大人連小孩共八個人於三十七年十一月離開了北京，到天津友人家等候去台灣的輪船。我們終於在十二月等到了船，那是來往於天津和基隆間的一艘八百噸的「美信輪」，屬於小型的客貨輪。由於大量的超載，船上非常擁擠，我們於忍受了一星期後才終於抵達台灣。
到達基隆時是一個溫暖的豔陽天，和寒冷的北國是一個強烈的對比。我們熱得紛紛脫掉棉襖，那時明明是冬天，我們的感覺竟是春天已經來到。
結語
就這樣，我們遠離了北京。回想在北京一年多的時間，就像夢境一般，但那是一個小孩子的甜美夢境。
每當我情緒上處於低潮，或生活上不甚如意時，就常常會想起在北京的那些美好時刻，和那些難忘的良師益友，就立刻會給我一種振奮的力量，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從新看到光明、邁步向前。
半個世紀過去了，在北京的這一段童年往事竟如同鑽石一般的燦爛，永遠在我心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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